《飘》拍摄手记
飘
2005/Color/ DV/133min
拍摄地点：广州 河南南阳
作者：黄伟凯
杨是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流浪歌手，在城市商业中心的过街隧道里以卖唱为生。在三十岁的这年里，当初满怀的梦想早已成为泡影，他知道自己难以成为一名歌星。他每天都要跟驱赶他的隧道保安或城管周旋，同时还要排挤其他街头艺人，以保饭碗。另外他新旧情人间的情感纠葛，也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和麻木。无论他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一切都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之中。最后，他在唱歌时被收容并遣返回家。
阿凯和他的纪录片
张亚璇
在广州，大家都把黄伟凯叫阿凯。《飘》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之前他拍过一部半故事半试验的短片，叫《拉登的尸体只是一盘拷贝》；他还经常做摄像，跟缘影会和艺术家曹斐有很多次合作，电影学院的人回去拍短片也找他，因为他的影像能力优秀，这从《飘》就可以看出来。自从有了 DV ，不止一个学生在不止一个城市拍过流浪歌手，他们的形象经常在一些 DV 栏目里出现，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可以被了解地更多，因为他们只是匆匆被看了一眼。他们有意无意被当作一种符号，当这种符号被展示出来，并且在主流媒体上，就可以意味着一种关怀。。。。。。
至少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一个流浪歌手的世界在《飘》里面被展现出来；而他的世界里并非只有他自己，他的确可以代表一些人，代表一种生活，这也是摄像机的镜头辐射到的；这些人来自外地，他们总是待在街上，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安的气氛，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收容。。。。。。
假如没有过身心的投入，而只是看了一眼，阿凯不会讲出这个流浪歌手的故事――是的，这这部 133 分钟的长片里，真的有故事，还是关于爱情的，还很曲折；那个歌手在地下道弹着吉他唱着流行歌曲，是在唱他自己的命运吗？他至少抒发了自己的心情。不知为何他让我想起当年蒋樾的《彼岸》里面那些青年，类似的际遇，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此时此地是不再谈理想了。阿凯用“飘”这个字，表达了对这种心情和状态的理解，他说他（歌手杨）的情感和生活都在随波逐流，而影片也正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而英文的 FLOATING ，除了漂泊不定，阿凯说，他还从金山词霸上发现了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把流浪汉驱逐出城市。
我怎么作出了这部片
黄伟凯
前期
2002年7月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杨。事实上，他在广州市还是小有名气。他 1997年来广州，在过街隧道里卖唱已经四、五年。很多生活在广州的人经常路过那里都见过他，只是不知道名字。以前报纸和电视都报道过他，传媒以一种猎奇和同情的态度将他公之于众，结果官方看到后，以整治脏乱差为由，把卖唱的地区管理得更严，还原街道的“清洁干净”， 使他没有生存空间。所以，轮到我 刚接触杨的时候，他的警惕性十分高，不让我拍。于是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只是和他聊天、吃饭、听他唱歌。我的朋友也帮忙让杨身边的人尽可能了解我只是一个摄影的发烧友，不是记者，也不受任何电视台的委托，来拍什么专题片。
事实上，开拍时我就对自己说，再也不去管什么叫纪录片，什么是真实或者真理。纪录片和故事片只是拍电影的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而已。我在拍一部电影。之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纪录片乏味、冗长、没意思，那是因为那些因循守旧的片子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年轻人的真正价值不是拿着 DV 拍一部“象模象样”的片子，而是在于具有创新精神，哪怕冒着犯愚蠢错误的危险。
在拍摄过程中，影片有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我和歌手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大家象是挤到一条漂浮在茫茫大海的小船上，等待命运的降临。然而这只是作者的个人感受，对方却会问，“我今天的生活和昨天一样，你为什么还在拍？”但在镜头前，他的生活是流动变化的，比所谓的故事片更充满戏剧性。杨一向认为自己随身携带暂住证和身份证就不会被收容，但他还是象身边的朋友一样难逃此劫。 他打算明年春节回家和初恋情人结婚，但快到春节之际，他却决定跟一个刚认识不到三个月的女大学毕业生摆喜宴。
意想不到的事情会经常发生。我刚拍摄的第二天，就突然发现一群警察、城管，加上保安的联合纵队，在钢筋森林里围猎，其对象就是那些街边小贩。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收容。我本能地拿起 DV ，不需要太多的镜头语言，只要框住那些神色平淡的路人和茫茫不知所措的“囚犯”，一切已令人惊讶。
然后，刚过了半个月，杨的其中一个女友自杀。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自杀。我尽量让自己镇静下来，有时我必须和杨判断对方是否真的吃了安眠药，如果吃了，药瓶在哪？检查地板和床单是否有遗漏的药丸，有时又要帮忙打电话通知房东和对方的朋友，同时要尽量拿稳机器，我的心在颤抖，我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只有到了背去医院的路上，杨再也背不动了，我才关掉 DV ，替换他。当然我一直很矛盾，到后期拖了很久，才真正剪辑那段素材。我有意不让受伤害的人的脸出现在画面上。
平时歌手们跟警察、保安常有冲突，我曾动用朋友关系在派出所救过他们一次。当时我根本没考虑什么“真实”的问题。还有一次他们得罪了黑帮，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歌手们每天来唱歌，琴袋里都放着菜刀，我拿着 DV 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什么也没发生，唯一流了几滴血，是因为其中一个歌手伸手进琴袋时，被自己的菜刀割伤了。双方和谈的晚上，我想拍下来，有个黑帮大哥向镜头吼了一声，我只好作罢。
最考验人的是杨回家结婚以后，我隐约觉得应该告一段落。一天傍晚，我却忽然收到杨被收容的消息。经过前面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我清楚意识到，必须一边解救一边拍摄，所以即使我没空拍摄，我也把 DV 挎在腰间，让它开着，拍到什么就是什么，录下来的对话和声响也会极其重要。经过多方努力，杨最终还是要被遣送。临走的那个中午，我打听到还有两个方法可以救他。第一个是，给钱那些在收容站门外经常溜达的托儿，让他们在火车站里收买警察，然后放人。第二个是，收容站门前有一条很陡的斜坡路，收容车出门上坡的时候，车速一定减慢，趁机追上去，把钱给他，让他在火车上自保。我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可惜我不知道自己居然在那条斜坡路上赛跑，会输给了那辆该死的收容车。我眼睁睁地看着杨在车上挥一挥手，不，他不是向我说再见，而是示意那边有辆的士，我终于在去火车站路上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追上杨，给了他自保的钱。看着远去的收容车，我知道前期拍摄该结束了。但偏偏事与愿违，我发现斜坡追车那一段，我的 DV 是关着的。太没有道理了，这意味着我要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再追一次相同的车。车上是有押送警察的。第一次是因为情急之下，一鼓作气。当我回复理智后，发现要做第二次真的很危险。我还是做了。事后朋友告诉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着我突然而起的举动。
前期拍摄在杨被收容之后，还断断续续地补拍不少当时没来得及拍的场景，比如 02 年的圣诞之夜，我觉得拍得不够充分，于是我就等到 03 年的圣诞，再拍一遍。没录好的歌，我会在隧道再录一次，或者三四次。还有一些背景声和音效的补录。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 03 年年底才结束。
后期
由于资金的问题，我到后期才得以有设备整理素材，把它们反复看了三遍，用文字记录下每盒带子的内容，包括人物、场景、景别、发生的事情、说话的大意，甚至某些具体的对白、录音和摄影的设备型号、天气节令，特别的节日或人物的生日，我会用粗体标出来，重大的事件会显示小标题，重要的段落会记下时间码，所有的访谈都记录下来，偶然会写下自己一些批语。 我整理出杨翻唱别人的 70 多首流行歌。 他的歌声十分具有表现力，所以在影片里用来代替了访谈，用以表达他自己的心态，以及作者想传达给观众的信息，甚至承担了部分叙事的功能。而且，歌曲能更好地控制住整部影片的节奏。
素材的取舍，我花了不少时间。在于判断镜头前的杨是否演戏还是自然流露。我反复对比、思考和推断，生怕被一些“漂亮”的画面欺骗。
在决定开剪之前，我了解到 Avid 是剪辑电影最有效率的工具，于是花了两个月，通过网上朋友的帮助学会了 Avid Xpress DV 。
影片的结构，我梳理出“收容”和“爱情”两条线索。但一切还是显得很凌乱，线性的叙事方式很难把事情说清楚。我把影片的主体分成七大段落，前五个段落用倒叙，两条线索交织一起，既能循序渐进地呈现出收容这个可怕的怪现象，又能理清混乱的情事。最后两个段落分别是两条线索的终结，所以用顺叙。另外，必须插入一段 MTV 才能更有效地把杨与三位女友的关系交代清楚，而且，追叙了他和海遐的认识过程。
剪辑方面，我几乎动用了大量故事片的技巧和规则，为了更有力和更直接地表达我所看到的现实和作者的立场。在 03 年年底，我基本完成了影片的制作，包括中英文字幕的制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