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俣日记

日本/2004/日语/103min/video/color/中文字幕
摄像/剪辑：土本典昭
助理：土本基子
录音：Kubota Yukio
中文字幕：冯艳

放映：
3月23日 晚上19：30 二厅
3月26日 上午9：00 一厅

　　1995年，土木典昭夫妇再次搬迁到水俣。他们是去拍摄在过去40年中因为水俣病而丧生的1000多个死者的灵位，1996年他们将相片在东京展出。他们无意于去“制作电影”，这部录像是在空暇时间里拍摄的，记录了四季变化的美丽、社区的节日、喜悦的人群以及他们的祈愿活动。电影的摄制者聆听着大海、鱼儿和从过去记忆中渐渐痊愈的人们的声音，并将他们在水俣那一年的感想和情绪拍摄下来。10年之后的1996年，土木典昭把自己的现场画外音加到了录像当中，从而使得这部作品最终得以完成。
（中文翻译吴萌萌）

　　影片拍摄时正值水俣病事件的转型期。九十年代中期，水俣病开始步入以政治手段解决的时期，在水俣一带打出了“地域振兴政策”的大旗。水银淤泥的填埋，为了改变水俣的形象而召开的1万人音乐会，还有水俣病资料馆以及纪念碑的建设，国际环境会议等等，在地区行政的领导下，水俣一带逐渐重现生机。患者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劫后重生的问题。

导演的话——这是一部反映了水俣的希望的电影
　　这部影片是我们在90年代中期，为了收集遗像而在水俣逗留一年间的“影像日记”。在为96年举办的水俣?东京展收集水俣病死者遗像的空闲时间，我们被那里的四季之美、人们的祭祀活动、喜悦、祈祷的姿态所深深吸引，不知不觉中把摄影机对准了他们。
　　那个时候，患者们一直盼望着的水俣病问题的政治解决开始出现了转机。在以市长吉井正澄为首的市政府的干预下，加害方开始正式道歉和进行赔偿。自水俣病被发现40年后，患者们终于获得了“市民权”。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要如何在水俣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比如，在填埋地举行的第一次火节上，以前一直为死去的鱼类的灵魂惋惜，不忍靠近填海地带的患者杉本荣子，登上了祭坛，向鱼儿谢罪，并献上了感谢的祈祷。这情景在那些把填埋场看成是死者和受污染的鱼儿们的“坟场”的人们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市民们感到了“地壳在震动”。这个大海、鱼和人类的聚会既还原了水俣的本来面目，更是灵魂复苏的声音。
（中文翻译冯艳）

土本典昭(Mr.Tsuchimoto Noriaki)：
　　在日本的纪录电影史中，有两部跨越了1970年代的经典系列：小川绅介的“三里冢”和土本典昭的“水俣病”。
　　土本典昭1928年生于岐阜市，祖上是采取陶土的地主，据说这就是他姓氏“土本”的由来。小学三年级时，他随在内务省供职的父亲搬到东京世田谷区，附近就是东宝的之砧摄影所。1946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在修西洋史期间和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今村昌平同班，不过看来两人在此期间并无深交。土本在1946年加入共产党，在大学期间以行为激进著称，因过于频繁地参加各种抗议活动，终在1952年被勒令退学。
　　自从看了羽仁进导演的《教室中的孩子》（1954）《画画的孩子》（1956）后，土本典昭对纪录电影产生了兴趣。经朋友介绍，他在1956年进入“岩波映画制作所”，担任过羽仁进影片的助理导演和剪辑。1961年，他和小川绅介、黑木和雄、东阳一等岩波内部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青之会”，以共同探讨纪录片表达的新方向。
　　自1957年起，土本典昭执导了一些工业宣传片。1962年，他拍摄了由国家铁路局委托制作的《火车司炉》，开始在日本影坛崭露头角。土本将影片的焦点集中于人物苛刻的劳动条件，以现实的呈现机智地转移了委托方的宣传目的，从而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此后，他离开了岩波制作所，开始以独立制作的方式继续拍摄纪录片。
　　1965年，土本典昭拍摄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水俣的孩子还活着》，披露了当时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水俣病问题。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到土本典昭一以贯之的那种穷追不舍的实证方法逼近问题核心的纪录风格。土本以这样一种朴素自然而有力的风格完成了他的水俣系列：《水俣——患者及其世界》（1971）《水俣报告系列》（1973）《水俣起义——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们》（1973）《医学意义上的水俣病》（1974）《不知火海》（1975），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纪录影片史上不可动摇的位置。如今他已是76岁的老人，这个系列却还在继续，已经拍了17部影片。

（转自《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